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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态度、网络媒体与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

  • 发布时间:2019-10-09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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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近年来频发且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最突出的问题。1996-2005年十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长超过十倍(于建嵘,2007),2006年群体性事件数量超过了90000起。与此同时,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如近几年的“事件”、“”,以及刚刚发生的“乌坎事件”。为什么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增加,事件影响程度不断升级?什么因素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目前国内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够,但是国外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态度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正向影响还是反向影响,目前仍存在争论。Karen Rasler(1996)对伊朗的相关研究表明政府会对群体性事件的空间扩散带来一定影响,政府的妥协使得在大城市内迅速升级,形成伊朗的全面反抗运动。Della, Porta, Donatella(1997)认为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方式存在权衡,如果采取容忍态度会为后续的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无风险群体性事件的范式,从而间接鼓励了新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但是如果采取暴力压制的方式,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事态发展,但是却可能积压民怨,后续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目前我国各地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多滥用警力暴力压服,当前多数学者提出我国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要杜绝暴力行为采用更为和平的解决方式,主要是因为暴力压制无法有效解决已经发生了的群体性事件。而暴力压制是否也对后来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造成了一些影响呢?目前国内鲜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另外一个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是媒体关注程度。Pamela Oliver, Daniel J.Myers(2002)认为媒体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或者是不报道,会因此鼓励或者是打击未来的群体性事件,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也影响着群体性事件的扩散(Jennifer Earl, 2006)。同时,由于相比农村地区,城市的媒体集中度高,信息传播速度快,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也就越大(Daniel J.Myers, 2000)。

      目前,网络媒体已经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报道的重要渠道。媒体报道不仅包括主流媒体如重要报纸、电视报道以及搜狐、新浪、网易、腾讯等门户网站报道,也包括网友论坛发帖,即此事件是否在各类论坛上被网友报道。2009年底,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发布,指出有30%的社会热点问题由网络首先报道。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很多事件主流媒体并不一定能够及时关注,而网友发帖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揭露和跟踪调查是近年来所涌现出的中国特有的一个网络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报道和网友发帖是否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起到作用?

      本文将在国内外已有的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使用报纸(媒体)数据搜集法所得到的2004-2009年我国影响较大的156起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数据,来研究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规律和特点,并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早期对扩散规律的研究始于Ryan & Cross(1943)年对杂交玉米技术的扩散情况所进行的研究。随之扩散研究在创新研究领域大放异彩。这一时期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信息交流、大众媒体、中间商以及个人在团体中接受程度等对扩散所起到的作用(David Strang & Sarah A.Soule, 2009)。

      逐渐的,有关扩散的研究开始集中在社会运动和组织领域。所关注的因素不仅包括大众媒体如广播、电视等外部因素,同时也关注组织内部的影响效应。经典的组织内部影响理论认为社会关系越为紧密则越容易发生扩散(Heider, 1946; Davis, 1967)。但是Granovetter(1973)则认为新消息更容易在较弱的社会关系网络之间传播,因为社会关系越紧密则消息重叠程度越高,因此相互之间扩散的可能性较小。另外,文化背景也对扩散效应产生一定的影响。两种群体或者两个人之间文化背景与文化程度越相似,越容易产生扩散效应(Soule & Zylan, 1997)。

      社会运动领域的扩散规律问题,国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实用模型和重要结论。1998年David Strang, Sarah A. Soule首次提出应该对“为什么社会运动能在不同的条件下以不同的速度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扩散”的问题进行跟进。接下来,Daniel J.Myers(2000)使用事件历史扩散模型,重新考察了美国1964-1971年的种族的扩散。发现一些新的关键的扩散因素。首先,不是独立的事件,事件之间有关联。第二,城市之间的不同事件互相响应。第三,网络与大众媒体为事件提供了扩散的渠道。Pamela Oliver, Daniel J.Myers(2001)认为,关于网络、扩散和行动循环对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的影响有相当多的模棱两可的观点,应该通过实证数据区别开来。Daniel J. Myers(2002)进一步研究了群体性事件,她提出社会运动的共同进化的概念,并提出一个新的描述群体性事件的模型-反作用力模型。她认为反作用力扩散模型将观察到的群体性事件作为两个基本的扩散过程的结果:一是事件的加剧过程,另一个是事件的过程。加剧过程与过程相互作用,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及转化。

      尽管这些研究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但相当一部分研究都表明,新闻媒体是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Jennifer Earl(2006)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人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方式,互联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冲突扩散的因素。Pamela Oliver, Daniel J.Myers(2002)也认为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媒体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或者是不报道,会因此鼓励或者是打击未来的群体性事件,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新闻媒体是群体性事件扩散的基础。网络与大众媒体的传播与报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及时性与广泛性,一起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通过网络与大众媒体的传播与报道能够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处理情况。新闻媒体一方面使得具有相同价值观念的人群站了出来,并走到一起,引发新一轮的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又会使得原本对此事件毫无概念的人群,即围观者,开始关注这一事件并形成自己的观点,也逐渐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

      同时,政府行为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也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Karen Rasler(1996)对伊朗的相关研究表明政府会对冲突的空间扩散带来一定影响,政府具有短期的副作用和长期的积极作用。Karen Rasler认为政府的妥协使得在大城市内迅速升级,形成伊朗的全面反抗运动。

      另外,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程度也会影响其扩散程度。Kenneth T. Andrews, Michael Biggs(2006)发现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在非暴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运动中的核心积极分子比一般参与者更为重要,组织性是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越是具有组织性,则越容易扩散,传播就越广泛。

      这些研究对我们进一步分析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规律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但是,有两个原因让我们谨慎对待其结论:一是国情的差异。中国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管制政策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也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异,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规律很可能因此有别于其他国家。二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国家,其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多样,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相比往往另有特色。那么,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怎样的规律?网络媒体、政府态度是否影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进一步扩散?面对群体性事件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这是本文关心的重要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更多人参与、更多地域响应以及策略模仿三个方面,图1中的“+”号表示网络媒体、行动组织以及政府行为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其扩散。本文提出以下2个关键假说。

      假说2:相比传统的新闻媒体(电视、报纸等),网络新闻报道(包括网友报道)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积极影响。网络报道越多,群体性事件越容易扩散。

      在社会学研究中,群体性事件的数据搜集方法多采用报纸数据搜集法。学术界对报纸数据搜集法多有批评,认为其带来一定的选择性偏误或描述性偏误(McCarthy et al. 1996, 1999)。但是Jennifer Earl, Andrew Martin, John D. McCarthy and Sarah A. Soule(2004)分析表明尽管报纸数据搜集法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影响不大,采用报纸搜集数据仍能在某些方面做出关键的评估。因此本文将采用报纸数据搜集法对我国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的2004-2009年间的数据进行搜集整理。

      本文通过对《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和《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中国内公开发行的500多种重要报纸的检索,得到2004-2009年我国影响较大的156起群体性事件的案例,主要包括出租车罢运、教师、环境冲突、警民冲突、土地冲突五类群体性事件。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用来描述扩散程度的扩散变量。在已有研究中,用于衡量“扩散”的变量包括,一周内响应此类冲突的城市的数量或者是每周内冲突参与人数的平均增加率。但是由于我国群体性事件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较差,从报纸新闻和网络中所获得的案例大多数都具有不能够对事件的完整过程进行跟踪报道的缺陷,使得可获得案例较少而且一件案例中可利用数据少。在当前的情况下,借用国外对“扩散”变量的表示方法显得不可行。

      而从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情况来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长期的空间传导,短期的空间响应和策略模仿。长期的空间传导是指在一次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内会有其他类似群体性事件爆发。短期的空间响应是指在一次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由事件直观人员传播到围观人员,使得事件参与人数增加,事件规模升级。策略模仿是指一种新型的手段出现后,如土地冲突中的“”,会有其他群体性事件采取类似的策略,而产生一种策略模仿扩散。因此,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的测定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DIF表示该事件的总的扩散效应,Ds表示该事件的长期空间传导效应,Dn表示该事件的短期空间响应效应,Dm表示该事件的策略模仿效应。这三种效应的测定如公式3、4、5所示:

      中国官方媒体的公正客观性较多遭到国内外质疑。但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中国公众对新闻的确认和对的参与,前所未有地主动和有效。互联网的力量,以及公众对真实新闻的呼唤,让官方媒体的开放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英国《卫报》,2009)。

      因此,尽管国外研究多采用报纸报道及电视报道来研究新闻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本文将重点关注网络媒体报道。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网络媒体报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网络传媒跟踪报道,这是国外研究主要关注的一种媒体报道形式。但是,这一类当前报道在我国还仅限于影响面较广的大型群体性事件;第二种是网友转载小报消息,这一类网络报道在我国相当普遍;第三种是网友发帖,对当地所发生的重大群体性事件进行先前报道,或者是对一些群体性事件发表评论和看法,但是这一类报道容易遭到删帖。不同于国外研究,本文所关注的网络媒体报道将以上三类报道均纳入其中。

      具体做法是将在数据库中查到的156起事件在百度、谷歌两大主流搜索门户上进行重新搜索,如果有搜狐、新浪、网易等网络媒体跟踪报道该事件,则记为1;如果有网友发帖报道,则记为1,如果有的网页已经被删,但仍记为1。最终的网络报道强度则为两者之和。

      从我国五大类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情况来看,156起群体性事件的平均网络报道强度达到了1.74。由表1可以看出,教师、土地冲突均存在着较高的网络报道强度。

      政府态度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围观者”对下一次事件是否能够获得成功的判断,进而影响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当前我国国内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方式主要有三种:,妥协和劝服。是指政府出动警力,控制群体性事件的事态。妥协是指政府接受对立方的要求,提供有利的政策条件,承诺对事件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劝服是指政府采用规劝的手段,稳定群体性事件的局面,或者是给予一些补偿(不能完全满足对立方要求)而使群体性事件得以平息。从我国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情况来看,政府的行为方式对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扩散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在长期空间传导型和策略模仿式的群体性事件扩散中,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采取妥协的方式更有利于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在短期空间响应型的群体性事件扩散过程中,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压制对其扩散有正向的作用,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妥协和劝服对其扩散有着负向的作用。

      组织性是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越是具有组织性,则越容易扩散,传播就越广泛。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越来越明显。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通过调查认为,“95%以上的较大规模的都有人组织操控”。也有的学者发现,“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由少数组织者、发起人串联发动的结果,一些策划者为追求人多势众的效果,以争取共同利益为名,发动多人盲从,有的还打出横幅、标语、散发传单”。也有学者对黑龙江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指出“组织化程度明显加强。近年来,绝大多数规模性群体性事件都事前进行秘密组织、串联,聚散进退直接受组织者及骨干人员的控制和影响,目标明确,行动统一”。那么我国越来越广泛的组织行为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是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本文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

      如何判定一起群体性事件是否有组织性,本文采取下面的办法。如果新闻报道中明确指出该事件有组织有计划,则认定为有组织;如果新闻报道中没有明确提出该事件有组织领导,但是指出了其中几位主要带头人的姓名,则认定为有组织;其他则认定为没有组织性。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从整体来看,本文所搜集到的156起群体性事件中75%的都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其中各类群体性事件的行动组织如表2所示。教师事件及出租车罢运事件由于其具有非暴力集合性行为的特征,这两类事件的行动组织较高,尤其是教师事件,每一起教师都是有一定组织性的活动。土地冲突因为多半是整个村庄的利益冲突,因此土地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而对于警民冲突而言,典型的群体性事件都具有偶发性特征,因此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组织存在。

      此外,本文还控制几个众所周知的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地点、群体性事件的伤亡人数,群体性事件的处理结果等。

      Pitcher, Hamblin, Miller 1973年在其文章“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ocial Change”中所提出的扩散模型,简称为PHM模型。该模型假设个体通过大众媒体获得关于已发生的集体行动的相关信息,并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模型建构的亮点在于对扩散效应的测定。PHM认为事件数量的变化(dV)是原先发生的事件(V)和模仿率(c)的乘积。模仿率取决于以下两个参数:从成功案例中得到的积极模仿效应(p)和从失败和被案例中得到的压抑效应(i),压制效应取决于常数q和初始的压制数。

      OFD模型即反作用力扩散模型是Daniel J. Myers和Pamela Oliver(2008)在对PHM扩散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OFD模型认为事件的扩散与升级是对事件的加剧过程所产生的推力和对事件的过程所产生的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反作用力模型中“”是指广义的,指一切反对或弱化集体行动的行为或活动。

      OFD模型与PHM模型的最大区别在于,这两种机制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在OFD模型中,先前发生的事件不会对后来发生的事件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是压制(R)和刺激(P)发生扩散。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前面的分析,PHM和OFD模型都不能很好地表达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果。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扩散过程中,既存在着PHM模型中所提出的“个体通过大众媒体获得关于已发生的集体行动的相关信息,并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存在着OFD模型中所提出的“事件的扩散与升级是对事件的加剧过程所产生的推力和对事件的过程所产生的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根据PHM模型的理念,上述公式中被解释变量Dif是一个包括了三种扩散效应的扩散变量,根据OFD模型所提出的反作用力概念,解释变量包括会对群体性事件起到推力作用的网络报道强度变量News,以及可能会对群体性事件起到拉力作用的政府的作用Sup。Sup均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即该事件发生后政府是否采用的手段(是=1,否=0)。X为控制变量,包括群体性事件是否有组织、事件发生的地点、事件的最终结果,以及事件的伤亡人数。

      表3列出了本文所主要使用的解释变量的基本统计指标,这些统计指标展示了样本的差异性。解释变量Sup、Org、City、Sat为虚拟变量。

      有行动组织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受到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可能往往更受媒体关注,因此,行动组织与网络报道强度之间有交互作用,为了考察是否有行动组织与政府是否的条件下新闻报道强度对其扩散程度影响的不同,引入交叉项,估计模型如下:

      但是由于直接引入交叉项可能会引起多重共线性为题而导致估计系数有误,因此在样本的平均媒体报道强度上估计其差异(Wooldridge, 2003, P219),可以较大程度上减少多重共线性。因此估计以下模型: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有截断问题,扩散变量取值在0-3之间,因此用最小二乘法直接估计,其系数的估计量可能有偏且不一致,为了避免OLS估计带来的偏误,通常采用受限因变量模型(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也就是TOBIT模型来进行估计和分析。因此本文将对所设定的三个模型分别使用线性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TOBIT和OLS回归结果来看,两种方法得出的估计结果差别不大。不含交叉项的多元回归结果均显示出网络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强度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非常强的正向作用,网络报道越多,越能够促进其他类似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也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越是有组织的行为,越能够引发更多的参与者并能够影响类似的事件屡屡发生。政府对群体性事件采取行动,会引发更多怨愤情绪,使得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提高。

      从控制变量来看,群体性事件伤亡人数越多,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影响越小。群体性事件的处理结果达到预期要求,则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影响越大。这是因为其他有着类似诉求的人群会从政府对上一起群体性事件的满意处理中得到鼓励的信号,而更倾向于发生类似的群体性事件。而事件是否发生在城市,则与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影响无关。

      含交叉项的回归结果说明,相对于无组织的群体性事件而言,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受网络报道所带来的扩散影响更弱;相对于政府采取妥协行为而言,政府采取行为处理的群体性事件所受到网络报道的扩散影响更弱。

      由于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将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情况统一放到一个模型中进行回归,可能有模型误设的嫌疑。尤其是教师、出租车司机类群体性事件与土地冲突、环境冲突、警民冲突等群体性事件有着较大差别,在此,将原数据分为“类群体性事件”和“其他群体性事件”,并通过Chow检验来对这些模型究竟有无显著性差别进行检验。结果显示F值为1.98,LR统计量为12.35,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Chow检验。结果说明,在本文所估计进行的OLS回归中,估计系数在不同的子集中可以视为常数,在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中,该回归结果均适用,不存在模型误设。

      通过对我国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的分解,本文发现我国群体性事件均体现出明显的扩散效应,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长期的空间传导效应、短期的空间扩散效应以及策略模仿效应。从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的因素来看,网络媒体、组织结构、政府态度均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有着重要影响。国内外对我国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及政府对媒体的管制程度颇有微词,但是,本文通过中观角度的实证研究证明,由于网络媒体的逐渐强大以及网络论坛等新型媒体报道方式的逐渐增多,网络媒体报道显著影响着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和扩散影响,媒体报道对于我国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的影响逐渐显现。网络已经在改变媒体,“围观”也开始改变中国。

      从政府角度来看,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不少政府采取了有悖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针要求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然而,从本文研究结论来看,政府如果对群体性事件采取的方式,反而更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导致更多人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并引发更多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面对群体性事件,政府应该将“之手”改为“扶持之手”,切实听取参与者的意愿,争取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同时有效的控制此类群体性事件的扩散。

      本文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参考应星(2009),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十人以上群众自发参加的、主要针对政府或企事业管理者的群体聚集事件,其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正确分析和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2期。

      杜敬东:《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权利维护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公安研究》2004年第12期。

      [8]杜敬东:《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权利维护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公安研究》2004年第12期。

      [10]秦利明:《理性思考群体性人民内部矛盾切实做好维稳工作》,《公安研究》2003年第10期。

      [11]王绍光、胡鞍钢、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12]应星:《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14]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正确分析和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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